結合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人口流動數據看，過去1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從50%增加到63.89%，年均約提高1.4個百分點。“七普”數據同時顯示，近年來，流動人口的規模同比下降，農民工出現了負增長。由此來看，未來城鎮化的速度或將下降，但仍將保持高位。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低碳、高質量的城鎮化發展將成為發展趨勢，其中包含的巨大內需潛力不可忽視。

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顯示，他們在達到城鎮化高峰值之后，又經歷若干年發展再達到碳達峰，之后才開始提出碳中和。就實質來說，這樣一種城鎮化與碳達峰、碳中和發展路徑，是不怎么受碳排放約束的，或者說受“軟約束”。我國的城鎮化尚未完成，距離城鎮化達峰還有約20年時間和十幾個百分點的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會面臨某些挑戰。例如，受控制碳排放的直接或間接影響，部分產業受到限制，吸納的就業減少，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動力會受一定影響。但從整體而言，我國將城鎮化與碳達峰、碳中和進程統籌起來加以規劃，仍將給城市帶來重大發展機遇。

首先，有利于提升城市品質。我國一些城市人口規模和經濟產出的規模巨大，但發展質量不高，尤其是環境品質較差、資源環境承載力薄弱，不利于城市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在嚴格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引領下，我國城市將形成更加明確的綠色低碳導向。與高排放相關聯的許多“城市病”，如交通擁堵等問題，將有明確的治理路線圖。碳達峰、碳中和對于城市品質提升將產生顯著的倒逼效應。

其次，有利于形成強大內需。新型內需廣泛存在于城市新型能源體系建設、節能環保新興產業發展、節能低碳建筑、低碳基礎設施、低碳運輸方式、資源循環利用行業、智能化新技術產業等領域。這些行業與產業的發展，將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并且將進一步支持越來越多的城市在實現經濟社會發展中減少碳排放。

再次，可培育建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體系。綠色低碳的能源、產業、技術創新、消費、交通、服務等，構成了可持續發展的體系。碳達峰、碳中和所產生的目標引領和壓力機制，將使所有城市參與其中，推動城市更好實現動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