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俞健的手機上，他用App記錄了從9月1日至今的天數。那一天，是他來到山西支教的第一天。在他看來，這是很重要的日子，“要有點兒儀式感”。
俞健是中國礦業大學第十一屆研究生支教團團長，在山西大同市靈丘縣下轄村參與為期一年的支教。
他當初決定報名支教團的想法很簡單。他不否認“支教一年能夠保研”這一政策的誘惑力，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用一年的青春去山區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希望更多的人關注鄉村教育，關注留守兒童。”與俞健不同，江西理工大學的陳章潤17歲時看到一則山區支教公益廣告，埋下了支教的想法。2016年11月，正值大學秋季招聘會高峰期，他放棄了3個很好的實習機會，背上行囊，一個人奔赴1441公里之外的云南妥尼村。
“條件越艱苦的地方越需要我們”
“短期支教能開拓學生視野、帶給孩子新的課堂模式，但它更像是一次假期實踐，主要受益人還是大學生自己。在長期支教中，用心教書，才能更大程度地幫助學生。”2016年9月，經歷了兩次短期支教后，中山大學環境學院研一的顧文明選擇休學參加研究生支教團。
可選擇的支教地有4個——云南的澄江、鳳慶，西藏的林芝、昌都，顧文明第一志愿就報了昌都。昌都是4地中氣候最惡劣、條件最艱苦的，當地晝夜溫差大，晴天時日照強烈，變天時風急雪驟，當地的邦達機場被稱為“世界上氣候最惡劣的機場”。
“我想條件艱苦的地方更需要我們，可發揮的空間也更大。”顧文明所在的隊伍里，3名隊員都是廣東人，適應昌都的氣候條件，要克服很多困難。加厚的羽絨服從頭年10月穿到次年5月，5月后就換薄羽絨服。昌都平均海拔超過3500米，市區海拔有3200多米，“有時候高原反應導致缺氧性頭痛，晚上睡不著覺”。加上工作強度大，身體吃不消，在平原地區一年都不感冒一次的顧文明，到了高原也接連“中招兒”，“離家太遠，怕父母擔心，生病了也不跟他們說”。
嚴寒、缺氧、想家、飲食不習慣。但顧文明覺得，這些都不算什么，生活條件與原來差異越大，支教想法反而越堅定。
在學校對口的3個支教點里，俞健去的也是自然條件最差的一個。他選擇這個支教點，是為了歷練自己。由于地處山區，孩子們上學不方便，學校采取“上10天休4天”的模式。學校沒有澡堂，俞健10天都不能洗澡，只能放假去縣城澡堂洗澡。平時吃飯幾乎都是饅頭、土豆、白菜。他用“接地氣”來形容自己和其他隊員，“據說去年來的同學不到兩周就拉肚子，我們這一批都沒什么不良反應”。
支教更是“支心”
支教前，南京大學研究生支教團的張曉雨想象中的畫面，是泥濘不堪的操場、風雨飄搖的教室和穿著破爛的孩子們，但開學后，眼前的一切讓她難以置信：現代化教學樓、多媒體投影儀、物化生實驗室、塑膠跑道等一應俱全，趨于完備的硬件設施促使她重新思考支教的意義。
時隔一年，張曉雨有了答案：帶去和教學設備一樣先進的思想。在她看來，除了幫助學生提升學業，支教更是“支心”，“給孩子一片家鄉之外的廣闊天空”。
村前的大山遮擋了孩子們遠眺的視線。張曉雨和同伴“張羅”“模擬法庭”“模擬聯合國”等活動，將一個孩子們不知道的世界帶到他們身邊。由于支教的貴州一所學校位于城鄉結合區域，學生家庭情況復雜，留守兒童、單親家庭的比例較高，一些父母對孩子的要求，是“做一個好人、不惹事生非即可”。張曉雨便和其他支教團成員坐上數小時“小電摩”，一路“晃悠”到學生家里，和家長分享自己的成長心得，改變他們對子女的教育觀念。
和張曉雨一樣，安徽師范大學第三屆研究生支教團團長孫文從未想過四川松潘農村學校的情況和城市學校相差有多遠。孫文任教的學校學生基礎薄弱，老師投入了很多心血，學生的學習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很多老師失去動力，師資慢慢流失。
陳章潤對此有更深的體會。2016年，他支教的小學有248名學生，卻只有8名鄉村教師。第二學期，五年級有3個孩子輟學，二年級的一位老師離開溝頭去了昆明，暫時找不到代課老師。“這可能就是鄉村教育最大的遺憾，孩子因家庭緣故上學困難，學校因老師缺失教學困難。”
陳章潤說，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成為孩子看向山外的另一雙眼睛。在妥泥村第一次過平安夜，他特意拉上學校的一位老師，騎著摩托滿村尋找賣蘋果的。雖然下著小雨，沒有圣誕樹，蘋果沒有漂亮的包裝盒，但他還是想借“舶來”的“贈蘋果”儀式，教會孩子們分享和感恩。
“想為他們付出每一分鐘”
在學院里，俞健是學生會主席。他曾豪言壯語要在支教學校搞大活動、拉大資助。開始支教后他才發現，把每堂課上好，是最樸素的“硬道理”。俞健曾親手握著一個學生的手教他記筆記，只是為了讓那個不懂得寫作業的孩子產生學習的意識。后來，內向、膽小的孩子每天都按時交作業。“用心去發現孩子的想法，就能讓他們朝好的方向轉變。”
他有個學生叫曹壯壯，上課時俞健叫他：“壯壯，起來回答一下問題。”平時調皮的男孩在那一刻就像個傲嬌的小女生，趴在桌子上，“老師，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壯壯了，你喊我壯壯的樣子特別像我爸爸媽媽，你一叫，我就想他們了”。全班同學哄堂大笑，俞健的心卻受到一擊。
“我真的很愛他們，想方方面面對他們好。”俞健打心底里心疼自己的學生們。就在不久前，他組織了一次家長會，許多父母在結束后趕著去往鄉鎮的班車，許多孩子站在一邊一個勁地哭，俞健就一個接一個地哄。“一個姑娘哄完又有一個要哄，弄得我也很難受。”
他不知多少次被孩子們的熱情所打動。有一次，俞健正走在操場上，一名小學生跑來遞給他一塊糖：“老師，給你吃。”他說不吃，小朋友卻非要給他。于是他就一邊小跑一邊拒絕，小朋友也追著他在操場跑了一圈。收下糖后，俞健提出要給他拍一張照片，那個小學生就像俞健拒絕吃糖那樣拒絕了他，兩人又在操場上互追了一圈。現在，俞健手機相冊里還有那張灰溜溜的小臉，昏暗的光線下，他看不清楚孩子的臉上是緊張還是開心。
還有一次，歷史課代表丁潔去外地參加活動，好幾天沒能見到。丁潔回來的當晚，俞健去查寢時，寢室燈已經熄了，學生們也早早睡下了。沒想到，他剛推門進去，丁潔就坐起身來，“老師，是你來了嗎?好幾天沒見，我想你了”。
學生們很喜歡聽俞健講歷史，甚至搶著去找他“開小灶”。一開始，俞健只是給一個生病缺課的初一學生補課;誰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找他補課的學生隊伍越來越壯大。有一次，他正給初二學生上著課，發現門口有人找他。一開門，門口站著一排找他補課的孩子，讓他哭笑不得，也讓他被孩子們的信任所感動。從此，俞健“想為他們付出每一分鐘”。
“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
有人說，從松潘回來之后，孫文像是變了個人。孫文也評價以前的自己是個“莽撞少年”，而經歷支教之后，他成長了。
“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從昌都回來后，受學生的感染，顧文明更珍惜學習的機會，也堅定了繼續深造的想法。現在，顧文明還保持跟學生互通郵件，回復他們在學習上的困惑，偶爾也當當“正能量導師”。
孫文也和一些學生保持著聯系，即使他的很多學生都已工作、成家，他們還是會偶爾“拉家常”。直到現在，也有學生依然會問他數學題怎么做、作文怎么改。
離開松潘前，孫文許諾要在學生高考前回去看望他們。去年“五一”假期，他特地多請了幾天假，回到松潘。他沒想到，這次兌現承諾的旅程中，還會收到學生給他準備的驚喜。他們瞞著他舉辦了一個歡迎會。“那種感覺，就像朋友久別重逢。”
對孫文來說，不管是這群孩子還是曾支教的學校，都已經是他記憶中不能抹去的一部分。從支教時起，他的微信名一直沒變——“孫大文要去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