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個關系到全社會每個人的問題，很多人在其中還是多重角色：既是家長，又深受“教育成果”影響，可能本身還是教育行業從業者。我這里說的“影響”，是說我們的員工、同事、甚至每天接觸到的每個人，都是他或她一生所受各種教育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這樣重要且具有普遍性的話題，必然每個人的關注點和立場大不一樣。不過目前已經有一個明顯的公約數，就是中國教育病了，病得還不輕。不是單點有病，而是多點的并發癥。
我們的高等教育大而不強，從每年高達1000萬左右的畢業生數量來說，其“生產規?！睙o出其右，但其基礎研究水平、尖端研究水平、創新和活力，與國家的經濟總量地位和未來的人才需求嚴重不匹配。我們的基礎教育長期帶著唯分數論的應試制度這條沉重的腳鐐跳舞，又受到幾十年的“向錢看”的社會意識形態掣肘，早已疲弱不堪。我們的職業教育雖然不乏局部亮點，整體上卻嚴重缺乏投入和專業建設，在市場化的潮流中，大量職業學校淪為出產普通勞動力（俗稱“賣人頭”）的低品質“工廠”。
家長們因負擔沉重和/或雞娃的壓力而焦慮。用人單位叫苦不迭 —— 拿到手的都是關鍵素質和能力殘缺的“毛坯”，不得不自己投入大量的資源彌補人才“上游”的不足。國家當然也焦慮，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產業升級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員，追趕發達國家需要大量的開放、跨學科、創新、高人文素養的未來型人才。最苦的還是孩子，他們的幸福童年因為負擔沉重大打折扣，他們在常年的高壓、機械的學習環境里迷失了好奇心、自主思考、熱情和方向，“黯然了光芒”；當他們離開學校的時候，還沒有學會自主學習卻不得不面對一個終身學習的時代，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愛卻必須付出愛，還沒有準備好卻必須“上戰場”。
拿我自己的從業經歷來說?；ヂ摼W企業里最重要也是最缺乏的人才，就是產品經理。產品經理要負責客戶需求的分析梳理、產品功能和使用方式的規劃設計、產品發布的節奏、發布后的跟進評估和迭代優化，等等。中小公司的產品經理可能還要負責產品的收益和成本結構設計、品牌和市場推廣。簡而言之，這大抵是個對人的綜合素質要求最高的崗位，不僅需要對科技和工程有一定的了解，還需要很強的社會情感能力和審美等人文素養。這樣的人才模型，恰恰擊中了我們的教育體制的軟肋：溝通表達、協作等社會情感能力不足，單學科或割裂式的思維和知識儲備，會解決被布置的明確性問題但不能從模糊信息中自主發現真正的問題……
OECD社會情感能力模型
其實產品經理這個職業并不是互聯網行業的特殊需求，它在寶潔等消費品和電子制造行業也是企業的靈魂職能，只不過各行業的崗位命名習慣可能不同。類似的人才失配問題，也遍布涉及面向未來的科技、創新、變革的各行各業。
“病”怎么治？其實也已經有一個公約數，就是大力發展素質教育。近年來，國家陸續出臺了高考招生改革、新課改、減輕學生作業負擔和壓減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雙減”）、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等重大舉措，大方向也明確指向了素質教育。然而這些看上去很美的政策至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有的只不過是轉移了競爭內容或競爭方式（如“雙減”），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陷阱；有的則因為經費、師資等關鍵資源跟不上，或者沒有考慮到教育這個復雜生態里的各方切實利益，造成想動的人有心無力，好想法無法實質性落地；有的甚至會事與愿違或副作用嚴重，例如“雙減”如果落地不合理，就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俗話說，“打蛇要打七寸”，“擒賊先擒王”，“堵不如疏”。千頭萬緒里，什么是破局的關鍵點？
任何問題的解決都不能脫離人性，都必須直面最直接利益持方者的需求。教育問題，必須從家長和學生的最根本利益為中心，那就是走出校門后的出路問題。全社會為什么形成了對高考這華山一條路的習慣性追求？就是因為絕大多數孩子并沒有足夠特殊的社會資源或職業天賦，考大學、考個好大學，是他們將來能有一份好工作的最靠譜的出路。
我在走訪鄉村學校的時候，最有感觸的一點，就是目前挑起鄉村教育大梁的局長、校長和骨干教師，大部分都是45歲-60歲之間的中等師范學校畢業生（“中師生”）。他們求學的年代，最優秀的初中畢業生里，一半以上都優先選擇考中專技校，因為學費全面或很低，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舉解決農村戶口問題。每次說起這段歷史，這些中師生的眼睛里無不閃爍起光芒，旋即又因對照了當下的現實狀況而暗淡。
雖然時代已經巨變，合理的收入和福利、受人尊重、穩定或可持續，仍然是擇業的基本需求。如果好工作都“唯文憑”，好文憑僅限于貼著“雙一流”、“985”、“211”的少數大學，不管是家長、校長，還是局長，整個教育體系就必然去拼高考這座獨木橋。大學畢業時，也必然再去拼公務員考試、研究生考試。因此，高考-就業的單一出路問題不解決，學生成長、家長培養、學校育人，就沒有選擇空間，素質教育的發展就必然舉步維艱。
出路問題的解決，需要兩個基本條件：讓更多元化的工作成為社會認可的“好工作”，讓“好工作”的用人標準更多地看重素質和能力，減少對文憑的依賴。兩者缺一不可。
從家長角度，“好工作”的首要標準是收入和福利，并以危險和勞累程度、受人尊重程度、穩定性程度等作為調節因素。目前社會上的“好工作”主要有兩類：市場化的和非市場化的。前者指民營（含外資）企業或機構中的高收入崗位，后者指公務員、事業編、國企或類似具有特殊性質的機構的工作。
市場化單位能提供的好工作種類和數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和職業教育的發展。據筆者觀察，在民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浙江溫州等地，因為民間“底子厚”、“好工作”很多，搞搞旅游、做做小生意、開開出租，都能享有基本的現代生活，家長焦慮感明顯下降，溫州的教育改革和素質教育發展也一直走在全國前列。
又如，在浙江省經濟發展相對弱一些的麗水市縉云縣，因為當地有縉云工藝美術學校這樣的優秀職業學校，不讀高中的學生就業出路也很好，這給縉云教育系統長期堅持素質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使得縉云成為了全國農村小規模學校和素質教育的標桿縣域。
而非市場化單位的薪酬和用人標準，由于市場調節作用發揮不充分，更需要在制度上進行探索和改革。
近年來，雖然國家多次強調破除“唯文憑論”，現實走勢卻恰恰相反，非市場化崗位的公開招聘條件越來越強調文憑，以至于“奇觀”層出不窮：一個前臺接待人員要求研究生學歷，一個普通文員崗位要求985大學文憑…… 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僧太多粥太少”，用人單位有條件、或許也不能不，通過提升門檻來提高篩選效率。而同樣是接待或文員工作，市場化單位的應聘競爭就遠遠沒有如此慘烈。這個現象已經充分說明，我們的非市場化單位的薪酬待遇體系需要檢視和調整。
最近有消息稱，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將探索建立新的、統一的技術工人分級制度，稱為“新八級工”，在學徒工、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特級技師的基礎上，再增設首席技師。“新八級工”制度如果建立，不僅會給企業提供更透明的、基于技術能力的用人和薪酬標準，而且有助于提升優秀技術工人的待遇，擴大“好工作”的種類和數量。這樣的制度建設當然是越多越好。
如果說發展素質教育是頭蠻牛，學生“出路”問題就是牛鼻子。牽好牛鼻子，才能事半功倍。
本文作者：姜躍平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長
火柴公益理事
企業戰略顧問&投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