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減負”已然成為我國教育領域改革的一大熱詞，但“減負”工作的實際操作卻仍存在許多爭議。例如，浙江省在19年10月28日公布的《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又被稱為《減負方案》）就曾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是關于方案第4條“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不（做)作業＂的討論尤為熱烈。
縱觀《減負方案》，可以發現，除卻第4條，其中還有多條意見值得商榷，比如第3條、第8條、第11條、第12條。本文將對之一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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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第4條說起。《減負方案》規定，“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不（做）作業”。具體規定，“小學生到晚上9點、初中生到晚上10點還未能完成家庭作業的，經家長簽字確認后，可以拒絕完成剩余的作業，教師不得對有此類行為的學生進行懲戒”。這條政策是為了“關注學生差異、保障睡眠時間＂而提出的。
這條政策的荒謬之處在于，一是目標混亂。對于學生而言，保障睡眠時間固然重要，但完成家庭作業是學生的基本義務。在政策制定者看來，保障學生的睡眠更為重要，這一重要性可以遮蔽學生的基本義務，學生可以為了睡覺不完成作業。這兩個目標并非魚和熊掌，不需要通過《方案》來取舍。
二是主體主次不分。為學生布置家庭作業是教師為了保障學生汲取和消化知識的重要方式，學生不能在規定時間點完成作業，可由家長簽字確認后拒絕完成，這是將學校的教育權利和教育后果轉嫁給家庭。暫且不論家長們是否買賬，可以肯定的是，如此政策一方面會大大打擊教師的教育權威，另一方面則會加大家長的教育壓力和教育負擔。
三是過度強調差異。老師布置作業的目的多是為了預習知識和鞏固知識，作業布置的數量和難度都是平均水平，能夠滿足幾乎所有學生的需求。即使有學生因能力有限做得慢，對學生的平等要求也是為了督促后進學生能夠跟上學習進度。如果因為學生不會，就放棄對他們的要求，本質上是對他們的歧視，不利于他們實現自我突破和自我發展。
這條政策如若實施，會帶來諸多必然的后果，比如教師教學積極性下降、家長壓力增多、家校關系沖突、學生放縱自身、學生差距擴大、學生基礎弱化等問題。
再來看第3條，＂嚴控家庭作業總量和作業時間”。其中規定，“不得布置重復性和懲罰性作業”，“杜絕將學生作業變成家長作業或要求家長批改作業，也不得在家長群里布置作業。”
這條規定的總體性陳述中，＂嚴控家庭作業總量＂問題不大，由于政策目標在于減負，若當地學校確實存在學校作業過重的情形，從作業總量上減負進行控制合情合理。但是對于作業時間該如何控制呢？不同學生的專注度和作業環境等方面會存在差異，不同學生寫作業所花費的時間必然不同，對時間的把控既無法監督，即使監督意義也不大，此處不能從學生的差異性出發，反過來要求老師。
2017年5月，我在南京某區一所實驗小學調研，一位科學老師向我反映，學校有個學生寫作業慢，晚上寫作業的時間拖得很長，家長不滿，就找學校麻煩。家長跑去舉報老師，說老師作業布置太多。學校沒辦法，只好要求全校每位家長將學生每天做作業的起止時間記錄下來，反饋到微信群中，這無形中增加了家長的陪同壓力和監督壓力。
此外，即使記錄了時間，一些學生寫作速度有快有慢，完成能力有強有弱，老師也不好進行干預（實際上也不需要進行干預)。因此，時間記錄最終變成了無效勞動，唯一的功能就是確定教師作業布置的“科學性”，即證明作業時間的可控性和作業布置的合理性，但記錄時間實際上也并未改變老師布置作業的習慣。
記錄時間本質上是一種避責行為，但學校的避責選擇是某家長所逼，后果則由其他家長來承擔。可以說，對作業時間的硬性規定，是一種無效甚至有害的規定。
第8條規定，“嚴控校內考試次數”。小學一、二年級不得以紙筆測試為主要評價方式。小學三至六年級語文、數學、外語、科學等學科可安排期未考試，所有學科均不得組織期中考試。初中可組織文化學科期中、期未考試，不得組織月考和周周清考試。縣（市、區)教育部門不得對小學組織統測。
在既往的正常教學中，考試是教學管理中的重要部分，是對學生學習狀態的摸底和學習能力的考察。從上學伊始，每次考試成為學生生命中的重要事件。2019年1月，有一個“六親不認的步伐＂的視頻在網上爆紅，視頻是貴陽一名小學生的媽媽所拍，由于兒子期中成績只考了70多分，因為媽媽此前要求，兒子如果在期未考試中考到了90分以上，媽媽就給兒子買夢寐以求的自行車，兒子如愿考到了90多分，并且得了獎狀，非常高興地走著“六親不認”的步伐回家。視頻所傳遞出的是一個孩子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努力的價值，同時證明考試本身就是對學生進行能力評判和能力激勵的方式之一，考試成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一個人的潛能。
然而，不知為何，教育政策總是要壓制考試，否定考試的意義，不斷地削弱考試的積極價值。在《減負方案》中，從小學三年級至初中，考試的次數和形式進行了嚴格限制，那么敢問，未來要通過什么方法來檢驗學生的學習水平和學習能力呢？當前，教育政策一面是不斷削減中小學正常的考試次數，一面是不斷增加高中生重要的具有決定性的考試次數（高考中增加了小高考)，到底是多考好，還是少考好呢？
《減負方案》中規定，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不允許紙筆測試。結果在教育實踐中又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進行替代。我于2018年1月在浙江某區調研時，恰逢期末考試之際，當時一所實驗小學正在籌備一
二年級的期末考試，由于不能采取紙筆考試的形式，學校不得不實行游戲測試，即在游戲過程中展示自身所學習的東西，考試內容實際上還是原來紙筆考試的內容，只是學生不用筆寫出來，而是用口說出來。然而，這樣一場考試所花費的人力、物力遠遠超過紙筆考試的成本。實驗小學為了布置具有趣味性的考場，大概花費了數萬元的成本。
有人說，實行＂幼兒園的去小學化”、“小學一二年級不采取紙筆考試”，是由于學生的手指發育不全，寫字對孩童的手指發育會有影響。那70后、80后、90后、00后從幼兒園時開始寫字、認字，怎么沒有出現手指發育不全、影響工作和生活的問題呢？
第11條，“嚴禁發布考試成績和排名”。在這一條中，不僅”＂嚴禁教育部門、學校以任何方式公布中小學生考試成績及排名”，而且規定“學校不得舉行中考、高考誓師大會，不得發布中考、高考喜報，不得標榜或變相標榜學霸和中考、高考狀元＂。
禁止“排名＂已是老生常談，我一直持批判態度，我始終認為，考試與排名在學校中是必要的，只要有競爭，就必然要有比較，考試和排名能夠客觀呈現學生的學習狀態，而公布考試成績和排名，能夠通過正向激勵的或負向激勵促進學生進步。這一政策的原初導向是，為了保護后進學生而出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學生越來越接受不了打擊，越來越需要保護，而脆弱的心靈成為了自我不努力的保護傘，甚至淪落為摧殘自我和摧殘別人的借口。這一政策的導向明顯存在嚴重的價值問題。
這條里還提到了＂誓師大會＂。2017年12月，我到著名的高考狀元縣會寧縣調研，發現了一個重要而有意思的現象，會寧一中不僅每年在高考前舉行誓師大會，而且每個班級都有自己的口號，每周一要在＂國旗下講話＂之后由班主任帶領學生宣讀，不僅學生，而且老師都能夠在其中感受到改變自我、改變命運的浩然之氣。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貧瘠的會寧縣不斷地創造著＂教育能夠改變命運＂的奇跡。
誓師大會和口號宣讀，是動員個體、激發個體和凝聚力量的重要方式。這也是在戰爭時期，為何每次出征之前，軍隊都會召開誓師大會的原因所在。誓師大會在教育領域，不只是一時之舉，已經盛行了幾十年，也不是一校之為，全國大量初、高中，都保留著中、高考誓師大會這一活動。我不明白的是，為何浙江省會禁止這一組織行為，不知意義何在。
此外，禁止發布“喜報”、宣傳＂學霸”和＂狀元”，也令人不明就里。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領域，都有自己的行業英雄和行業楷模。在學校中，難道不應該將學霸、狀元和其他優秀學生作為自己的楷模嗎？通過遮蔽楷模來達到抑制競爭的目的，有必要嗎？能夠抑制競爭嗎？況且，即使學校不發布，難道社會就不關注了嗎？
最后，第12條，“實施小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改革”。其中要求“強化評價的激勵、診斷與改進功能，淡化評價的甄別與選拔功能”。
這一條政策表明了教育改革的目標，目的在于改變教育評價體系，從強化甄別、選拔功能走向激勵、診斷與改進功能。過度強化甄別和選拔功能，會影響到教育的培養和教化功能，二者需要兼顧。但需要說明的是，教育本身必然存在甄別和選拔的功能，否則就無所謂培養人才、培養創新性人才的可能。激勵、診斷與改進是必須的，但是如果為了改革，為了簡單的平衡，從而廢除教育的原初功能，那就與教育意義和國家政策南轅北轍了。
綜合來看，浙江省《減負方案》的問題，沒有弄清楚幾對教育主體之間的關系。一是沒有弄清政府和學校的關系。現在出現了“行政綁架教育＂的做法，教育規律被行政任務所打破，教育秩序被行政命令所打亂，密集細致的行政指令使得學校老師在教育管理上無所適從。我國的教育改革，要重視到教育一線調研，要聽取一線教師的真實想法，從中獲得教育改革的真諦，不能想當然地實施一些與教育規律、社會需求相悖離的教育政策。
二是沒有弄清楚學校和家庭的關系。學校和家庭同為教育場所，教師和家長同為教育主體，但是主次關系沒有分清。到底誰主誰次沒有定論，兩者都非常重要。然而，學校作為專門的教育場所，教師作為專業的教育主體，應當享有教育的主導地位。我國的家庭目前還是以雙薪家庭為主，雙薪家庭意味著學生父母的主業是市場勞動參與，他們不可能成為專業的教育者，家庭只能輔助學校進行教育。按照《減負方案》的導向，是想把全國的父母都變成專業的教育者，這意味著，家庭中必須有一個人回家專門陪伴子女接受教育，這不僅對于家庭會存在潛在的生計風險，而且對于國家而言會產生社會穩定的風險。因此，教育政策必須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和教育權威，而非不斷剝奪學校的教育功能，弱化學校的教育權威。
三是沒有弄清楚家長和培訓機構的關系。《減負方案》通過削弱學校的教育權利、壓縮培訓機構的發展空間、釋放家長的教育壓力以實現減負的目的。按照這一政策，學校減少參與、家長減少參與、培訓機構減少參與，學生去干嘛呢？所有的主體都減少了參與，競爭就消失了嗎？學生就去自由玩耍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政府最易監控的主體是學校，因此，真正能夠被管住的只有學校和老師。當學校和老師被管住了，家長就必然會和培訓機構合謀。觀察發現，在減負政策出臺后，國家加強了對培訓機構的管理，由于培訓機構需要取得資質，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大魚吃小魚”，大量的小型培訓機構被取締，富了一批擁有雄厚資本的培訓機構，而家長的培訓成本則水漲船高。當家長和培訓機構隱秘的合謀固化下來，屆時國家要想再次扭轉教育局面，恐怕就要面臨更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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